返回上级修复敬畏抵制西游无论是何种先贤，我就是要与你勾肩搭背、情同手足、江湖并肩、恩怨同气...... 这样的庸俗叙事，化解了有德圣者与自己的高差，吃喝拉撒都有 "圣人兄弟 "相伴，于是便有了落俗以后的安全感。庸俗叙事也便成为解构神圣的惯用手法。
对比小说《西游记》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历史著述，我们发现，唐僧与玄奘大师这两类人物形象有着天壤之别。庸俗叙事的《西游记》将玄奘大师彻底解构、彻底丑化了。
西游记》随意篡改和抹杀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重要史实和伟大价值，将其西游意义影射到暴力恩怨、凡夫性情的无尽纠缠中，玄奘大师被赋予了一副软弱多疑、无能俗气的面孔。而叙事则虽名 "西行"，实非 "求法"，仅借一 "四人同行 "外壳讲人间俗事而已。
小说中，唐代佛教的背景、玄奘大师的修行品格与佛法造诣、大师西行求法的真实愿心只字不提。大师乘危远迈、虔诚坚定、为求法不惜生命的伟大西行完全被“唐僧反复被妖怪陷害，不断束手就擒，等待徒弟、菩萨与各路神仙相救”的雷同情节所取代。大师在印度求法的卓越经历更被彻底歪曲，所谓的“取经”完全只是唐僧师徒与小说中“如来佛祖”及诸大尊者间的闹剧。“高僧”、“圣僧”在整部小说中只是串联起诸妖魔故事的空壳名头。而被读者津津乐道的女儿国故事中，唐僧直接充当了“佛教清净戒行与世俗情爱故事”的噱头。僧人被打造出的形象，除了暴力，只有色情。更为甚者，还胡诌出吃“唐僧肉”可长生不老的荒诞说法。
西游记》通过对师徒关系的着力刻画，塑造了一位软弱无能、食古不化的 "唐僧"。小说以孙悟空的智勇双全反衬唐僧的懦弱胆小，以徒弟间的关系间接描绘唐僧的心胸狭窄、好听谗言、不分善恶。取经途中，唐僧只是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主见，诸事不顾，遇事慌神，只知念经念咒，不知传道授业，一颗心又大又软的 "师父"，连常人都不及，哪里有丝毫玄奘大师独创千古而无对的风范？
西游记》反复强调唐僧师徒克服 "九九八十一难 "取得真经之不易。但在整个过程中，唐僧实质上只是摆设、陪衬，克服磨难几乎全在孙悟空之功。至于玄奘大师传译经典之重大贡献，直接被 "唐僧取经回流沙河，全部佛经只留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这样的讽刺情节所无情抹杀。
整部小说中，关于玄奘大师和佛教，只有一句 "无力 "的 "佛号"，只有一场毫无佛法内涵的 "取经"，只有一位不圣不贤、徒有虚名的 "圣僧"，甚至还有一位不慈不悲的 "如来佛祖"。简而言之，小说叙事中的佛教、高僧与佛菩萨，只有庸俗，不见高远；但见凡夫，不见圣贤；但见无能，不见无畏。
西游记》为 "唐僧 "形象定下了这样的庸俗基调，任高喊 "圣僧 "之名，任改编者如何 "折中"，都是对玄奘大师神圣性与崇高性的逐步消解，是对圣贤的矮化和俗化，也是对佛教的诽谤。 至于几百年来人们对此小说的热衷，只是冲着戏谑圣贤、谈妖论怪而去。而玄奘大师 "宁向西行一步死，不往东土半步生 "的崇高形象早已被多疑多虑、怯懦迂腐的唐僧釜底抽薪，并在妖风仙雾的铺排中深入人心。
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在其自传《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中提到了一件往事。 在这部电视剧开拍前，杨洁曾拜访了赵朴初先生，请他为片头题写字幕。
赵朴老对《西游记》的抵制并非只出于个人，而是代表着佛教界的一贯态度。
"世间流传的《西游记》，是清是浊，是非颠倒，真的成了假的，假的成了真的 ...... 玄奘大师有《大唐西域记》，所言内容，皆为真言。但世间流传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全是鬼故事......。"西游记 "小说骂佛教，看 "西游记 "的人就从这个角度入手，就处处看出他......。世人信此假《西游记》，埋没真《西游记纪事》。"
的确，自明代以来，玄奘大师 "西行取经僧 "的形象通过《西游记》在民间家喻户晓。然而，在 "唐僧 "形象几乎成为一种文化范式的同时，它实际上也在扮演着消解神圣、毁灭文化的角色。因为，玄奘大师本应以其应有的身份和形象传承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但现实中这位举世公认的伟人却成了国人眼中是非不分、小肚鸡肠的典型。
在婉拒了《西游记》剧组的题词后，赵朴老先生还提出了一个诚恳的建议--"希望在电视剧中给唐三藏一个好的名分！
第一次讲经
希望能在电视剧中为唐三藏平反，至少不要诋毁唐三藏。虽然这一建议在一定程度上被导演采纳，但《西游记》小说本身对 "唐三藏 "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电视剧中为了表现唐僧 "战胜凡俗人情，坚定取经意志 "的个性和意志而安排的 "人性化 "情节，往往是出于导演的主观想象，其实际效果恰恰是在电视剧的传播中激发了观众 "爱幼 "的兴趣。其实际效果恰恰是刺激了观众在电视剧传播中对 "儿女情长 "等不着边际的世俗题材的无限意淫。为什么导演的 "折中 "办法没有奏效？因为以《西游记》为代表的文艺作品通过叙事演绎玄奘大师的俗化由来已久。
玄奘大师被尊为 "民族脊梁"。他舍身求法的精神和译经传法不仅对中国佛教的成熟奠定了划时代的意义，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注入了坚忍不拔、无私奉献、充满人性和神圣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玄奘大师慈悲与智慧的推动下，成为佛教和传统文化的新鲜血液，为古今中外所尊崇。
然而，后人不仅没有以起码的感恩之心回报这位圣人，反而不怀好意地诋毁他阴柔、多疑、懦弱、迂腐、愚昧，甚至把他捏造成某种爱情话题的典范。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现代媒体的包围下，年轻人往往可悲到连虚构的唐僧都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玄奘大师了。
正如评论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能看到各种大言不惭、恶搞版的 "唐三藏"，只能了解娱乐化、歪曲化的玄奘大师，甚至只能在满嘴流油吃着被炭火烤熟的子母肉，只能一脸油滑地记住那个似乎 "独一无二千年无对 "的取经唐僧。
如果人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已经麻木了，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他们就真的应该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个打击，就是与台湾海峡以东的台湾进行比较。
為甚麼每當談到文化遺產，人們總是不自覺地拿台灣作比較呢？这并不是贬低大陆的文化，而是这里的文化环境实在让人无颜面对玄奘大师。然而，在海峡对岸，人们或多或少能找到些许安慰。
在台湾，玄奘大师不仅被尊为民族的脊梁，如日月潭边的玄光寺就挂着 "国父 "的匾额。国父，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和敬仰！作为曾经的 "亚洲四小龙 "之一，台湾不乏现代生活、大众文化和地方民俗，但没有疯狂的戏谑，没有肆无忌惮的诋毁，即便是年轻人，谈起玄奘大师也是敬畏有加。
一边是真诚的敬畏，一边是肆意的破坏。双方人文环境的差异，在对待玄奘大师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西游记》是玄奘大师谬误丑闻的源头。这里并不是要干涉文学创作的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游记》中的唐僧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大师，但二者紧密的联系却是无法割裂的。
历史上，玄奘大师最初以原汁原味的唐僧形象深刻影响了佛教内外。晚唐时期，取经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话本《唐三藏取经诗话》、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文学文本，这是民间传说中西游故事的雏形，直到明代，随着《西游记》小说的形成，"唐僧 "的文学形象才最终定型。
明清时期，《西游记》小说以各种形式广泛流传，影响深远，被列为 "四大奇书 "之一，家喻户晓。随着小说的流传，戏曲和评书也吸收了大量《西游记》故事作为题材，成为另一种传播渠道。
相比之下，《大唐西域记》等历史著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显然不如通俗小说和戏曲。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玄奘大师的 "解释权"，直接引用了大众对其佛教意义的知情权。但这种阐释总是以大师 "西行 "的名义进行的。史实与文献如果割裂开来，那么人们对于历史的误读就会通过 "唐僧 "之名直接绑定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的名字逐渐被束之高阁，封尘卷册，而 "唐僧 "的造型也迅速深入人心。在文学手段的再加工、故事情节的虚构和其他人物形象的反衬下，玄奘大师的高尚人格和修道精神明显扁平化、苍白化、弱化和世俗化，其真实事迹也淹没在光怪陆离和混沌不明之中。
玄奘大师神圣性的初步消解在《西游记》通俗文学的广泛传播中完成。人们热衷于出版、阅读、评论和研究这部小说，但除了佛教界，很少有人关注这种消解。这与明代以来传统文化的世俗化有着深刻的关系。佛教和僧人的形象不仅被玄奘大师扭曲了，而且在文学艺术中，僧人的负面形象也更受老百姓的欢迎。可以说，整个佛教宗派都受到了世俗化的冲击。
当然，在明清时期，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仍然没有断绝，社会主流文化仍然发挥着传统的保护积极高尚价值的作用。但这种庇护自清末民初以来，逐渐受到西化和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到今天几近荡然无存。
今天，玄奘大师的真实形象和伟大精神只在局限的教学世界、学术界的象牙塔和一些小众的文化圈中产生了有限的影响。即使是教科书的收录和主流媒体有限的正面传播，也根本无法抵挡几十年来对佛教的全面歪曲和现代娱乐的颠覆性破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危害的深度和力度远远超过了明清时代，玄奘大师从有限的歪曲直接肆虐到全面的丑化甚至颠覆，而影视、网络、游戏、数字传播则成为全面丑化的载体和传播工具。今天的颠覆程度和传播速度之快，足以让古人瞠目结舌，"叹息从来"！
我们处在一个物质空前丰富、经济空前狂热的时代，我们也处在一个空前
文化环境恶劣。文化在走下坡路，人们对自我的执着和对利益的渴望急剧膨胀，无私利他的人格被理所当然地背离，整个社会似乎进入了无处不在的 "戏谑时态 "和 "解构时态"。恐惧罕见，道德伦理一文不值，对神圣的肆意拆解已成为一种无需提醒的高度自觉，对他人尊严的肆意践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默许甚至公然鼓励。民国时期，以低俗为卖点的默片《盘丝洞》尚且受到文化部门的限制，如今，各种低俗版、搞笑版、大话版、无厘头版、颠覆版、情色版的 "唐僧 "形象，充斥着银屏、手机、影视广告和大街小巷。人们仿佛彻底解放了枷锁，欣喜若狂，争相效仿。面对佛教神圣性的消解和监护权的丧失，那些独善其身者装作没看见，"鸡汤 "贩子临阵退缩，那些有心维护者力不从心，有势影响者无奈沉默，成了哑巴。
许嘉璐先生曾指出：现在的问题是雅文化的衰落，而同时单就通俗文化而言，我们的通俗文化大多是舶来品，没有根植于本土，通俗文化难以提升，雅文化被割裂。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雅俗文化之别自古有之，但又相互关联，各有边界。俗文化有它的空间，但它一定不会僭越甚至颠覆主流文化、高尚文化甚至神圣文化。高雅文化对社会和人心应有的灌输和振奋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绝不会畏缩不前。被玄奘大师消解了神圣性，我们需要警惕这种文化的颠倒，有必要回归崇高，重修敬畏。
玄奘大师长期遭受的世俗化消解和颠覆，短时间内难以消解，但在《西游记》和《西游记》文学之外的文学娱乐化被推向天际的同时，回溯和修复的道路并没有被堵死。既然现代科技和媒体可以传播低俗，那么
也可以承载崇高，有识之士和有心人当用心观察，尝试开辟这样一条通道，让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来，让玄奘大师之名得以实实在在的回归，也让人们心中尘封的纯洁和崇敬重见天日。曾经，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视祖先的文化、民族的精神为腐朽的糟粕，弃如敝屣，自我贬低而后安之若 "乐"。这种唯恐 "落后 "的盲目与无知在当代社会发展成了两种对文化的摧残，一种是 "文革 "般的狂风暴雨的打击，一种是物欲的潜移默化的侵蚀。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断层和传统的没落已经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危机，但无知带来的鲁莽无畏并没有减缓其 "席卷 "的步伐。
世界幅员辽阔，文化源远流长，人类的无知在所难免。然而，无知不应成为盲目无畏的支撑，无畏不应成为毁灭的合理依据。但现实中，"无知者无畏 "却成了破坏的通行证。在物质上，拆掉了实实在在的古迹，并以 "保护 "的需要建起了新的 "遗产"；在精神上，在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无知、打击和破坏中，毫无歉意地大谈寻根问祖，建起了空洞的 "文化实体"。精神上，在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漠视、打击和破坏之后，毫无歉意地大谈寻根问祖，构建一个空洞的 "文化实体"，象征对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我们以 "先污染、后治理 "的方式对待传统文化的精髓，却不知在挥霍殆尽、元气大伤之后，理想甚至想象中的民族精神又将何去何从。
难怪日本学者在谈及禅宗及其文化时，会认为中国禅宗已经完成了自明代以来的历史使命。虽然这是一家之言，但旁观者的态度多少也反映了现实情况。或许我们可以自称从 "历史 "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传统的兴衰，但这种 "客观 "无疑将不断演化为 "现实 "的历史与不断成为历史的 "现实 "割裂开来。但这种 "客观性 "无疑将不断演变为 "现实 "的历史与不断成为历史的 "现实 "割裂开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
在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精神的消亡中，当代人不仅是旁观者和被影响者，更是参与者和创造者。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成也国人，败也国人。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的认识，只是一味地关注对民族文化的肆意破坏，或者不负责任地 "围观 "这种破坏，那么只能说，整个社会正在陷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盲目、轻浮、遗忘和残酷之中。
无论是古代文化传承的需要，还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要求，我们的社会都不应该成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社会，我们的文明都不应该蜕变为一个头脑幼稚、十分丰富的文明。无论传统的精髓散落得多么深，无论民族的精神蒙尘得多么严重，我们都要或多或少地找回那些被历史埋没了的，但在古往今来曾经熠熠生辉的宝藏。
因此，回望佛教界对《西游记》中不承认玄奘大师的丑行的文化商业行为的抵制，不难发现这不仅是对佛教的维护和珍惜，更是对改变现实的灌输和文化人心的不遗余力的呵护。
人可以无知一日，但能无畏一生吗？尽管以《西游记》为源头引发的对玄奘大师的不断诋毁已成为难以抹去的史实，但未来却有待书写。是继续纵容甚至参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及时遏制，抵制对神圣的拆解，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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